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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时时彩开奖走势图:董監高“不保證披露文件真實”,如何應對

福建时时彩zst www.siboa.icu 繆因知2019-05-18 12:31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繆因知/文 最近一年來,A股市場出現了多起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包括總經理、財務主管、董事會秘書等)宣布不能保證公司發布的定期披露文件的真實、準確、完整的案例,理由重則包括直承報告存在造假之處,輕則為聲稱對會計等專業事項不具備知識。

毫無疑問,這些“簽字不認賬”“披露不保證”的做法有悖證券法制的一般原理,但在目前宏觀經濟面臨的挑戰變大、上市公司承受的壓力加強之際,恐怕短期內還會有增無減。故而有必要探討此類現象的法律后果與制度應對之道。

“披露不保證”優于“根本不披露”

強制信息披露是證券市場的一個關鍵制度。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是證券信息的基本來源。而作為公司的經營者,董事、高管直接控制著公司信息的生成與核驗。故而《證券法》規定“上市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對公司定期報告簽署書面確認意見。上市公司監事會應當對董事會編制的公司定期報告進行審核并提出書面審核意見。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

因此,如果董事、監事、高管不能保證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可以講是對基本職責的違背,這也是許多人強力批評他們的上述行為的道理所在。

不過,市場上數次出現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現象顯然并非由于董監高們“喪心病狂”。需要注意的制度背景是對定期報告披露時限的強制要求。

我國股市的定期報告有年報、半年報、一三季度報告,這些定期報告必須按期報告,無論基于何等原因,如果越過了法定的最終期限(如年報是次年的4月30日),則立刻構成違規延遲披露,中國證監會會立刻立案予以稽查,所有董監高立刻無差別地承擔延遲披露的行政責任,并可能會觸發民事賠償責任。與之相關聯的是,市場投資者也會在此時限對公司披露形成強烈期待,包括將交易決策時間放在公司定期報告披露之后。

因此,在此等情形下,即便相關董監高認為財務報告存在疑點、不能令自身信服,也很難阻擋“趕著披露財報”的同儕壓力。一方面,即雖然披露存疑的信息可能違法,但到期不披露信息屬于必定違法。另一方面,若不披露財報,也可能會反而招致市場的不滿。對投資者特別是現任股東而言,“不太靠譜的財報”一般來說仍然能構成對公司情況的最樂觀的估計,在我國缺乏實質做空機制的“單邊市”下,不是完全沒有參考價值;而“根本不披露財報”等于完全讓外部投資者完全陷入黑暗,信息不對稱更為嚴重,恐怕對市場的消極意義更大。

故而,在內外夾擊下,部分董監高選擇“屈服”同意披露公司,并非沒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反過來,倘若認為“披露不保證”還不如“不披露”,那應該由立法者、監管者或交易所來制定規則,禁止未經全體或多數董監高背書的披露。否則,公司仍然應該以披露為原則。

“不保證”里的有效信息

董監高不保證披露文件真實準確完整,并不意味著他們“混日子”、棄權了事。恰恰相反,在現有的制度軌道和利益格局下,這意味著他們對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強烈異議、“開撕”,并不是一項容易做出的舉動。理性的投資者也會因此產生對公司披露信息的合理懷疑甚至完全拒絕。

實踐中,“不保證”也是有層次的。例如康得新2018年年報中,3名獨立董事對不保證的理由做了1600多字的詳細闡述,并且實際上對異議聲明本身的真實準確完整已然做出了保證;這對投資者、監管者甚至財經媒體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提示作用,股東加強關注、召集臨時股東大會、財經媒體展開深度調查、監管者啟動立案調查等,均可由此生發。

如前所述,不被部分董監高保證的財報及證券并非一無是處。“不保證”也不能排除是由于公司內訌或部分董監高的誤解所致。很多案例中,有“不保證”的董監高,也照樣有正常“保證”的董監高,他們有爭取市場信賴的權利。

就像面對高收益債券(即所謂垃圾債),若有風險偏好型的投資者閱讀財報與董監高異議理由后,認為公司股票在一定價位下仍有投資價值,那這正是“別人恐懼,我貪婪”(巴菲特語)的好機會。而如果公司簡單選擇“不披露”的話,則內部人已經掌握的信息也無法向外界披露,更不用說再從外部獲得反饋了。

“不保證”的權責

雖然董監高有義務促使披露文件真實準確完整,但如果他們主觀上已經盡到職責、在客觀上不能阻止披露時,也不應強求他們對披露文件承擔證券法律責任層面的責任。例如,披露文件的疑點可能涉及較早、較復雜的歷史事項,新上任的董監高難以在短期內調查核實,故難以保證已經獲得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

不過原則上,董監高“不保證”時,應該明示不能予以保證的理由,如認為相關做法不符合法律法規、公司章程、會計準則、不符合自己曾希望公司做出的行為等。董監高不能無具體理由地表示“不保證”;他們作為內部人,也不應該僅以監管者、審計師等外部主體的行為作為“不保證”的理由。董監高若簡單以“不具備專業知識”為抗辯,也是不足的,因為他們至少應該努力推動公司委托專業人士展開調查。而當董監高對導致無法有效披露的基礎事實負有責任(如未有效管理賬目)時,則應當另行承擔公司法律層面的責任。當董監高被追究責任時,他們曾經做出的“不保證”的理由應該接受司法審查。董監高無合理理由的不保證,可能構成違反勤勉義務。

雖然目前的法律并未認可“不保證”的免責效力,但在邏輯上,“不保證”聲明不會令投資者因此產生對披露文件的合理信賴,相反會使投資者產生警覺,故“不保證”不應構成證券虛假陳述。投資者仍然可以基于對選擇“保證”披露文件真實準確完整的董監高的信賴而買賣公司證券,并在虛假陳述被揭示后,向他們及公司主張責任,但不應再向“不保證”的董監高主張責任。這里的道理,類似于投資者不能向出具非標準意見的審計師主張信賴和賠償責任。

實踐中的董監高“不保證”已然呈現出了多樣性、層次性,如康得新年報中,獨立董事的異議理由較為具體。有的董事以審計師出具非標準意見為由表示無法保證。而3名監事僅表示“同意披露年報,但無法保證其真實、準確、完整”。不同主體的履職效果或者說勤勉程度明顯不同,故而對他們的行為及責任也可以區別對待。有區別的責任亦能更好地鼓勵董監高力所能及地履職。董監高本身不是無差別的群體,與運營核心或弊案核心存在遠近,在公司不能正常披露時,應鼓勵董監高內部的“分化”、“反水”。

誠然,董監高“不保證”的行為不值得鼓勵,應當盡量消除。但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依靠向董監高單方施壓即可實現。應當結合董監高有無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或受信義務的行為,及具體情節和主觀過錯,有所側重。

對主觀惡性明顯的首要分子,可以加大責任包括刑事責任的追究力度,但對其他人員不宜求全責備,否則反而會導致此類高級人才市場的逆向淘汰。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經濟觀察報管理與創新案例研究院特約研究員)